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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皆有不忍人之心

[先秦]:孟子

孟子曰: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,斯有不忍人之政矣;以不忍人之心,行不忍人之政,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: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;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,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,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,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;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;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;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。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,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,自贼者也;谓其君不能者,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,知皆扩而充之矣,若火之始然,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,足以保四海;苟不充之,不足以事父母。”


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孟子说:“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。古代圣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,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。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,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,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。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,是因为,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,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——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,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,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。由此看来,没有同情心,简直不是人;没有羞耻心,简直不是人;没有谦让心,简直不是人;没有是非心,简直不是人。同情心是仁的发端;羞耻心是义的发端;谦让心是礼的发端;是非心是智的发端。人有这四种发端,就像有四肢一样。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,是自暴自弃的人;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,是暴弃君主的人。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,都知道要扩大充实它们,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,泉水刚刚开始流淌。如果能够扩充它们,便足以安定天下,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,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。”

注释

不忍人之心:怜悯心,同情心。

乍:突然、忽然。

怵惕:惊惧。恻隐:哀痛,同情。

内交,内交即结交,内同 “纳”。

要誉:博取名誉。

端:开端,起源,源头。

我:同“己”。

然,同“燃”。

保:定,安定。运:运转,转动。

乡党:同乡。

非恶其声而然:并非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。

羞恶:对自身的不善感到羞耻,对他人的不善感到憎恶。

辞让:谦逊推让。

四体:四肢。

贼:伤害。

达:流通,指泉水涌出。

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鉴赏

文言知识

一、通假字

1、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(同“纳”,接纳,交纳)

2、若火之始然(同“燃”,燃烧)

二、古今异义

自者也

古义:伤害

今义:偷东西的人

三、一词多义

1、所以

(1)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(连词,表示因果关系,用在上半句,由果探因)

(2)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(连词,表示因果关系,用在下半句,由因及果)

(3)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(介词,用来……的、的凭借)

2、是

(1)人之有是四端也(指示代词,此)

(2)斯是陋室(判断词,同今义)

3、事

(1)不足以事父母(动词,侍奉)

(2)今日之事何如(名词,事情)

4、乍

(1)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(副词,忽然)

(2)乍暖还寒时候,最难将息(副词,刚刚,起初)

四、特殊句式

判断句

(1)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

(2)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

(3)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

(4)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

(5)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

(6)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

(7)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

(8)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

状语后置

(1)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

(2)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

赏析

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,具体说,从人人都有“不忍人之心”的仁心推导仁政。由于这种“不忍人之心”是人本身所固有的,所以,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。这就是孟子的思路。

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,即“仁政”理想。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,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——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“仁义礼智”都发端于这种“不忍人之心”的看法,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“性善论”的理论基础和支柱。

孔子曾经说过: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意思是说,人性本来是相近的,只因为教养的不同,便相差很远了。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,是善还是恶,也没有展开论述。而且,从我们的理解来看,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。

孟子就不同了,他不仅展开了论述,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“不忍人之心”,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“不忍人之心”是人所固有的。没有它,简直就不是人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“先验论”的,是主观唯心主义的。因为他把“仁义礼智”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,与生俱来的,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。

但从另一方面来说,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。因为他认为“不忍人之心”包含四个方面,即“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”之心,简称即为“四心”。而这“四心”只是“仁义礼智”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,或者说“四端”。这“四端”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,还需要“扩而充之”才能够发扬光大。不然的话,就会熄灭或枯竭。“扩而充之”也就是后天的培养,也就是“习相远”。

所以,从理论基础来说,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(“四心”)推导出天赋道德论(“四端”),再推导出“不忍人之政”(仁政)。但从实践来说,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(“扩而充之”)的作用的。而且,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、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,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,主张人性本善,强调天赋道德,推行仁爱政治,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其实,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,就是到任何时代,强调这些,总比鼓吹人性本恶,放弃道德,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!

孟子简介

先秦·孟子的简介

孟子

孟子(约公元前372年—公元前289年),名轲,字子舆 ,邹国(今山东邹城东南)人。战国时期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,是孔子之后、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,与孔子并称“孔孟”。 孟子宣扬“仁政”,最早提出“民贵君轻”思想,被韩愈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“道统”的人物,元朝追封为“亚圣”。 孟子的言论著作收录于《孟子》一书。其中《鱼我所欲也》、《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》、《寡人之于国也》和《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》等篇编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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樵者又问曰:“鱼可生食乎?”曰:“烹之可也。”曰:“必吾薪济子之鱼乎?”曰:“然。”曰:“吾知有用乎子矣。”曰:“然则子知子之薪,能济吾之鱼,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。薪之能济鱼久矣,不待子而后知。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,则子之薪虽积丘山,独且奈何哉?”

曰:“火生于动,水生于静。动静之相生,水火之相息。水火,用也;草木,体也。用生于利,体生于害。利害见乎情,体用隐乎性。一性一情,圣人能成。子之薪犹吾之鱼,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,而无所用矣,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?”

樵者曰:“火之功大于薪,固已知之矣。敢问善灼物,何必待薪而后传?”曰:“薪,火之体也。火,薪之用也。火无体,待薪然后为体;薪无用,待火然后为用。是故凡有体之物,皆可焚之矣。”

曰:“水有体乎?”曰:“然。”曰:“火能焚水乎?”曰:“火之性,能迎而不能随,故灭。水之体,能随而不能迎,故热。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,相息之谓也。”

曰:“火之道生于用,亦有体乎?”曰:“火以用为本,以体为末,故动。水以体为本,以用为末,故静。是火亦有体,水亦有用也。故能相济又能相息,非独水火则然,天下之事皆然,在乎用之何如尔。”

樵者曰:“用可得闻乎?”曰:“可以意得者,物之性也。可以言传者,物之情也。可以象求者,物之形也。可以数取者,物之体也。用也者,妙万物为言者也,可以意得,而不可以言传。”

曰:“不可以言传,则子恶得而知之乎?”曰:“吾所以得而知之者,固不能言传,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,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。”

曰:“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,则六经非言也耶?”曰:“时然后言,何言之有?”

樵者赞曰:“天地之道备于人,万物之道备于身,众妙之道备于神,天下之能事毕矣,又何思何虑!吾而今而后,知事心践形之为大。不及子之门,则几至于殆矣。”乃析薪烹鱼而食之,饫而论《易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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樵者问渔者曰:“天何依?”曰:“依乎地。”曰:“地何附?”曰:“自相依附。天依形,地附气。其形也有涯,其气也无涯。有无之相生,形气之相息。天以用为本,以体为末;地以体为本,以用为末。利用出入之谓神,名体有无之谓圣。唯神与圣,能参乎天地者也。小人则日用而不知,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。夫名也者,实之客也;利也者,害之主也。名生于不足,利丧于有余。害生于有余,实丧于不足。此理之常也。养身者必以利,贪夫则以身殉,故有害生焉。立身必以名,众人则以身殉名,故有实丧焉。窃人之财谓之盗,其始取之也,唯恐其不多也。及其败露也,唯恐其多矣。夫贿之与赃,一物而两名者,利与害故也。窃人之美谓之徼,其始取之也,唯恐其不多也。及其败露,唯恐其多矣。夫誉与毁,一事而两名者,名与实故也。凡言朝者,萃名之地也;市者,聚利之地也。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,让也者趋名之本也。利至则害生,名兴则实丧。利至名兴,而无害生实丧之患,唯有德者能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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